当戏曲撞上,第1届中夏族民共和国戏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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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用精品戏剧为消费文化补课 时间:2010年10月28日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刘明鑫 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用精品戏剧为消费文化补课 ——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理

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用精品戏剧为消费文化补课

时间:2010年10月28日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刘明鑫

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用精品戏剧为消费文化补课

——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暨“戏剧的品格和使命”研讨会侧记

“戏剧作为欲罢不能的民间生活方式,作为挥之不去的历史情感积淀,作为卓尔不群的国家文化符号,作为老而不僵的审美创作系统,它会有永恒生命力,无法替代。”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获奖者、湖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胡应明的话说出了本届理论评论奖得奖者的心声。

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日前在北京揭晓,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的《大众文化与当代戏剧》等9篇论文荣获本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颁奖式后举办了“戏剧的品格和使命”研讨会,许多戏剧从业者和研究者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发展给出了许多积极性意见。

胡应明认为中国广大农村对戏曲的需求量仍然十分巨大,他提到,在湖北黄梅县,仅半专业的剧团就有300多个,每次在戏曲艺术节的表演都场场爆满,部分县的戏剧演出收益达到1.5亿元甚至2亿元。农村的戏曲观众对戏曲不仅有量的需求,对剧目质量也越来越关注。上海、河南等地的专家学者交流了自己的演出经历和实地调查,对这一判断表示认同。近几年,大中城市中的戏剧市场也逐渐火热,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稳定的城市戏剧观众群体正在形成。

中国剧协副主席王晓鹰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是以文化消费、大众娱乐为重要主题语的,收视率、票房、市场成为娱乐性文艺作品体现自身价值的最直观的量化指标,这是难以否定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现状显示,大众娱乐可以容纳多元,以商业化程度最高、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其文化中既有拉斯维加斯赌场里令人叹为观止的歌舞、杂耍、秀场,也有各个大城市的众多交响乐、芭蕾舞等经典艺术表演团体,更有林肯艺术中心这样的世界著名的高雅艺术殿堂。而当下的中国却缺少多元的文化力量。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如果不能在主流文化中坚实有力地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娱乐文化必将毫不客气地填补空缺,甚至滋溢泛滥。由此造成的深层负面影响,若干年以后,肯定会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所以,王晓鹰说:“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仅仅受利益的驱动,而将经典文化、精英文化置于大众接受和选择的主流之外。相反,我们同样需要为受众提供一个多元并置的文化生态,并引导当代与未来的受众进行经典文化的补习。”

上海昆剧团团长提出了“不比较”的看法,他认为消费娱乐性是电视先天随带的特性,而戏剧则有着更深广的价值,两者不可以盲目比较。惟商业文化是从,以票房、收入作为唯一的标准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后果。真正优秀的戏剧凭借本身的独有剧场性和艺术感染力也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上海著名民营戏剧从业者白咏城回顾了自己的民营戏剧之路,具体介绍了民营戏剧如何在商业市场运作中坚守住自己的文学品格,担当起应负的使命。他强调戏剧运作应充分重视媒体的宣传营销作用,研究市场的内在规律,并呼吁政府社会向民营戏剧投以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97年创办戏剧理论评论奖,其前身为“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评论奖”。十几年来,理论评论奖对于培养和发现戏剧理论评论人才,对于弘扬主流价值观、引导戏剧创作的正确导向,对于更新艺术观念、提倡和鼓励理论创新,对于繁荣发展戏剧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当代戏剧的繁荣需要剧作家、评论者、管理者等各方面的合作推动,也更要求戏剧工作者的执著坚守。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叶廷方老先生所说:“我们的戏剧要有出路,还得有一批为戏剧献身的‘殉情人’。”

重提和再塑“戏剧的品格和使命”

作者简介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剧协在京举办戏剧理论评论研讨会

余青峰 中国当代青年剧作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要作品有:越剧《被隔离的春天》《藜斋残梦》(合作)《赵氏孤儿》《大道行吟》《结发夫妻》《烟雨青瓷》《青藤狂歌》,越剧音乐剧《女人街》,越歌剧《简爱》,锡剧《江南雨》,绍剧《秋瑾》,戏曲《兰陵王》《侯朝宗与李香君》《李师师》,话剧《隐藏起来的人》,越剧电视电影《李清照》等。其中,《被隔离的春天》荣获第十一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最佳编剧奖,《赵氏孤儿》荣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首届中国越剧节金奖、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李清照》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江南雨》荣获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大道行吟》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女人街》荣获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文华优秀剧目奖,《烟雨青瓷》荣获第二届中国越剧节金奖,《结发夫妻》荣获第二届中国越剧节金奖,2009年获得第四届杭州文艺突出贡献奖,2009年获得第二届杭州文艺桂花奖艺术贡献奖,2010年获得杭州市劳动模范称号。

10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剧协主办,《中国戏剧年鉴》社承办的“戏剧的品格和使命”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对泛娱乐化背景下戏剧的自我定位和品格追求,以及戏剧对于民族文化发展所担负的使命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董耀鹏,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主持本次研讨会。与会的诸位戏剧专家、院团领导以及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的获奖作者均在会上发言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言精彩纷呈,本版特选部分发言摘要,以飨读者。——编 者

1 娱乐本身属于一种艺术形态,是带有表演性质和欣赏本能的互动,娱乐是由表演者和欣赏者组成的,缺一不可。

加大理论研究支持力度

娱乐,首先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通过一种表现喜怒哀乐的方式或技巧,以使接受者获得快乐的活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有云:“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这应该是“娱乐”二字的最早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赵王私下里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人乐曲,就让我献上盆缻,请秦王演奏一曲,借此互相娱乐。

董耀鹏(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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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是文艺工作、文联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这么一个学术研讨会,就是为了进一步重视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推动文艺评论的改进和创新,也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充分地发挥文艺理论评论在促进文艺创作、引领价值取向、提升审美趣味、建设精神家园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越剧《李慧娘》剧照

我认为戏剧的品格和使命,这个话题应该是古老而常新的,它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现实命题。我们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与中国剧协主办这次研讨会,就是希望加大对理论研究的支持力度,也想凝聚更多的人才,攥紧我们的拳头,形成我们的合力,坚守责任,守望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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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众娱乐汇入文化主流

越剧《李慧娘》剧照

王晓鹰(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可见,“娱乐”这个词汇最早是作为一种政治角力的工具出现的,蔺相如的政治智慧可能比秦王的演奏更精彩而刺激。但毋庸置疑的是,娱乐本身属于一种艺术形态,是带有表演性质和欣赏本能的互动,娱乐是由表演者和欣赏者组成的,缺一不可。

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是以文化消费、大众娱乐为重要主题语的,收视率、票房、市场成为娱乐性文艺作品体现自身价值的最直观的量化指标,这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所以也是无可争议的。但面对和接受并不等于盲目的随波逐流,不等于放弃对文化本身的价值体现和传播形态进行判断和思考,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客观地、历史地、动态地理解这个从西方流动而来的大众娱乐文化潮流,并从我们与西方文化的这份相似中看到不同,以及这不同所映照出的我们今天文化生态的缺失。

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有一种娱乐活动叫“傩”——戴着面具的歌舞,是“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这样的仪式通常是全民参与的,人无贵贱,位无尊卑,是古人的一种精神狂欢,是充满敬畏感的娱乐活动。傩戏,是戏曲的雏形,是一种原始的全民娱乐,表演者也是欣赏者,既能娱情悦性,又能升华心灵。或者说,这是一种精神的自慰。

我们应该直面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因为无需回避的历史原因,我们的当代文化发展,并没有完整的经历从经典到现代的积淀过程,就直接进入了后现代。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了与后现代相适应的现代经济基础和现代文化底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经典文化这一文化积淀的重要阶段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或缺性。直面这一客观事实的根本意义在于,在紧跟全球化时代脚步走进大众娱乐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建构充实我们的经典文化背景,不应将消费时代简单理解为过度发展娱乐文化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恰恰需要在经典文化这个层面上,包括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经典文化和西方经典文化,给今天的消费文化人群补课,这种文化补课,可以与经济补课相类比,而且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丝毫不亚于经济补课。

如果说,傩戏是戏曲的雏形;那么,后来的倡优百戏、角抵参军、勾栏瓦肆则是戏曲的摇篮;元人杂剧、明清传奇应是戏曲的盛宴。无论是戏曲的雏形、摇篮还是盛宴,戏曲肯定是作为一种娱乐方式而出现、存在、流行,并且,肯定是作为当时历史社会所盛行的甚至是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而深入人心。

戏剧应达到更深层次的内省

2中国戏曲之“娱乐”,并不是庸俗趣味,也不是简单地取悦观众,而是在技艺化的唱念做打中,有思有想,有道有德,有血有肉,有真有美,有情有感,有悲有喜,有爱有恨,有滋有味。戏曲,实在是一种高级的娱乐。

叶廷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譬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这些个无法复制的文化符号是由当时社会主流和文化精英创造的,然后流传民间,扎根华夏,由此串起了中华民族的文脉,引领着炎黄子孙的灵魂。

戏剧的前途在哪里?我们的戏剧要获得突破性的成就,我认为首先在于戏剧艺术家要勇于彻底解放自己,既勇于挣脱千百年来奴役自己的集体无意识的既定,即那些落后于时代的旧意识、旧观念;也要勇于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干扰,尽可能获得内在和外在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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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的戏剧应该获得比以前更深厚的人文品格,这要求有“大爱意识”。作家艺术家是人类中的精英部分,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人类的共同利害和面临的危机,他关爱的应该是每个个体的自由和生命。因此,他必须具有人类良知。

京剧《贞观盛事》剧照

与大爱有关的是大生态意识。我们的戏剧应该达到更深的深度,这要求具有自省意识。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揭去文明的覆盖层,还以人善恶并存的本质。戏剧要有哲学的品格,还应具有异化的意识。异化是指事物朝着人的愿望的相反方向发展,有悖谬的性质。现实异化的现象,反映了文明的深层危机。但社会的异化是由人造成的,还得依靠人来克服。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中国人创新意识的薄弱。主要表现为习惯于纵向清晰思维,总是喜欢向前人的成就看齐,而不敢超越前人。鲁迅曾经概括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两种不同的思维特点,他说中国人喜欢摸前人有过的东西,而西方人更喜欢探索未知。想想看,我们在创新道路上,听说过多少次不要忘记传统之类的警告,这些传统的守护神,指的传统主要是形式和风格,而不是前人创造的精神。你要继承传统,必须在形式和风格上不断推陈出新。

自宋元以来,“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逐渐发展成为流行文化,历经千载而不衰。传承至今的诸如元杂剧《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赵氏孤儿》,明传奇大家汤显祖之“临川四梦”,以及清代“南洪北孔”之《长生殿》和《桃花扇》,都是不可逾越的经典。所谓经典,必先流行,流而行之,经而典之。甚而,戏曲在元明清是作为流行文学和主流文化而存在,人人传抄,洛阳纸贵。

泛娱乐化消解戏剧的功能

戏曲在元明清的流行,能够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的广泛传播,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姜志涛(原《中国戏剧》主编)

其一,涌现了一批痛陈针砭时弊、疾呼人民心声的戏曲作家和作品。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杂剧作家,把一椽巨笔对准权豪势要,对下层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激发出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观照。可以断定,戏曲流行的首要因素,是关注现实,揭露尖锐的现实社会矛盾,反映小人物的现实际遇和悲欢离合。这些因素,通过歌、舞、诗的戏曲形式,不时撩拨人心,引发深切共鸣。今人所界定的“历史剧”或“古代传奇剧”,在元明清戏曲作家笔下,也许就是“现代戏”,是现实主义的彰显。

谈到使命和品格,必然要想到当前的问题,就是泛娱乐化。

其二,通过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女性问题等等,呼唤人道,激扬人性。如《西厢记》中的红娘和惠明,“表达了卑贱者最聪明的斗争哲理”。再比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窦娥临刑三愿,她的“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呐喊,极具反叛和反抗精神,令无数观者动容。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写的是人情,说的是人话,反映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苍白无力的,而到了戏台上,却是抑扬顿挫的,是激昂人心的。

我觉得现在泛娱乐化已经严重影响了戏剧的生产和发展。戏剧的品格和使命是什么?查明哲和他的导师的一段话在我们戏剧学院很流传,问俄罗斯人怎么看戏剧,俄罗斯人把剧场当作教堂。这个比喻很形象,他们把戏剧当成很神圣的、净化人心灵的这么一个艺术手段。

其三,忍辱负重的英雄形象,锄强扶弱的英雄情结。英雄的命题,表达了老百姓希望铲除人间不平的诉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李逵负荆》中的李逵,《单刀会》中的关羽,等等,这些形象深入人心,令观众感佩不已。没有英雄的时代,将是个麻木、悲哀的时代。因而,戏台上的英雄,特别受观众的拥趸。

我觉得在追求市场化的时候,我们戏剧那种真正的功能,就是它对社会问题批判的功能和对人的净化功能都给削弱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探讨戏剧品格和使命必须重提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还是这么泛泛地简单地提市场,那只能是,有钱的到剧场就是为了买乐,演员为了赚钱,你要乐,我就给你乐,剧场变成市场,那种市场就是一种贬义的,是廉价的交易,这是我们戏剧人应该引起重视和警惕的。

其四,自由爱情的礼赞,浪漫思想的宣泄,这是戏曲常演不衰的主题。一出《牡丹亭》,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情的力量超越了生死。史有记载,明代有一个少女,读了《牡丹亭》后,恨不得像杜丽娘那样为情而死,为情复活,结果十七岁就郁郁而终。《牡丹亭》自诞生以来,演了六百年,至今依然动人,依然鲜活。

有一个县,有120个职业剧团,一年演出收入1.5亿到2亿元,这个数字哪个国家剧院能够比得了,仅从这个数字看,太惊人了,潜力太大了。这个市场效益太高了。但是实际上有些戏没有观众,只是请戏给神看,请戏的人拿钱,我就是买一个踏实,神能够保佑我,实际上是一种敬神的手段。把我们的戏剧当成这样的工具,这也有辱使命,所以我在看了很多文章,并结合当前戏剧界的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后,觉得重温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牢记使命,不辱使命。

其五,以风月写风云。清代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皆通过爱情悲剧来抒发国家兴亡之叹。《长生殿》写出了一个帝君李隆基的凡人真情,《桃花扇》写出了一个歌伎李香君的超凡至情,两种情愫,都融入了朝代更替、国家命运的忧思和喟叹。可以说,这两部明珠似的巨作,焕发出了戏曲这种“娱乐”的独特光芒和恒久魅力。

倡导建立主流价值体系

“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中国戏曲之“娱乐”,并不是庸俗趣味,也不是简单地取悦观众,而是在技艺化的唱念做打中,有思有想,有道有德,有血有肉,有真有美,有情有感,有悲有喜,有爱有恨,有滋有味。戏曲,实在是一种高级的娱乐。

康式昭(原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3 新娱乐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生发出浮躁之气、寡耻之态、骄纵之习、低俗之风。这样的娱乐肆无忌惮地盛行,其实是文化的毁灭性灾难。

利润最大化是对一般商品经济的商品生产而言,我们的戏剧是要作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商品,它首先有意识形态属性。要讲到我们的戏剧的时候,我就想戏剧更高一个层次应该是文艺,文艺再高一个层次是文化,文化是干什么的?文化是为了民族的凝聚力,它就不是用钱来凝聚。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把文化的定位定在这儿,我们才能考虑文艺定位和戏剧定位。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芳满神州,香飘海外,具有“万人空巷看梅郎”的号召力;以常香玉、袁雪芬、严凤英等为代表的地方戏,家家传唱,有口皆碑。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竟然是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第一部彩色电影,竟然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时节,戏曲的主流娱乐地位依然是雷打不动。

我们在文艺理论建设问题上,打开了国门,引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见识、理论、经验、做法。但是无可否认的,我们也引进了一些过时的,或者说完全不适合国情的一些各式各样的歪论。相应的对于戏剧的使命,对于戏剧的本质是什么,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奇奇怪怪的主张。这些主张,我是觉得不应该影响我们的戏剧理论界、戏剧评论界,更不要去左右我们的戏剧创作界,其结果会非常糟糕的。我们党在不断倡导建立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流价值观,这些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个依据,或者说,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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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戏剧的品格与使命

曲剧《烟壶》剧照

王蕴明(原中国剧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古老的戏曲艺术,第一次断层,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八亿人民八个戏”,传统戏曲全面禁演。再到解除传统戏曲禁令的时候,观众已经青黄不接了。年长的观众,还怀揣着戏曲的依稀美好记忆,脚步却已蹒跚了;而年轻的一代,不知戏曲为何物也。戏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延续短暂的辉煌后,昙花余香,如烟飘散。

戏剧的品格是什么?鲁迅讲得非常好,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灯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必须通过商品渠道来进行运作,进行交换,它必须物化到一个商品,在社会进行交换,所以它的品格有双重性。但是它最本质的核心是个精神产品,不是社会上的一般意义的商品,这点我想是坚定不移的。

然后,出现了电视,出现了春晚,出现了流行歌曲和交谊舞,舶来了好莱坞电影,舶来了交响乐,舶来了酒吧和KTV。再然后,兴起了网络时代。似乎一夜之间,各种新娱乐,风起云涌,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把戏曲这个古老的娱乐挤压在了一处角落。从此,戏曲剧场一下子冷清了,往昔一个剧目可以在一个剧场连演两个月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一台新戏,顶多在一个剧场演个两场,即便再低的票价,依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而剧场里头,只见一群苍老的背影,暮气沉沉。

我认为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事业、艺术事业的投入,这是它的使命,是它应该完成的任务,它不仅仅应该投入,而且投入应该逐渐加大,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加大对文化的投入。这个投入不仅包括现在的国办剧团,也应该包括民营剧团,有志于为艺术事业献身的剧团。

在相对和平年代,历史前进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一些新事物的衍生也是大势所趋,旧的娱乐方式被新的娱乐方式所取代和更新,更是在所难免。新娱乐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生发出浮躁之气、寡耻之态、骄纵之习、低俗之风。借由这一气一态一习一风,套以商业和市场的外表,大肆炒作非道德因素的某些所谓新娱乐,其实宣扬的是一种暴力美学。如今各种媒体的娱乐版面,通常是连篇累牍的宋祖德、芙蓉姐姐、罗玉凤、超女快男、艳照门,各种花边新闻,各种绯闻艳事,有识之士不禁感叹,世风日下,情何以堪?

我们戏剧的使命,就是要反映时代,就是要服务社会人生。当然我们的戏剧作品、文艺作品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生命体验,是个人情感的表达,但是它这个表达不是只给他一个人看,他要给大家看,给大众看,给社会看。所以他表达的思想、理念、情感应该不仅是个人的,应该是社会群体的,应该是对社会有所教益的,有所启迪的,有所感悟的。

娱乐,也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道德。一切脱离了道德的娱乐,终将是过眼烟云。令人担忧的是,这过眼的烟云,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文化的真粹日渐麻痹,染灰蒙垢,丧失道统。这样的娱乐肆无忌惮地盛行,其实是文化的毁灭性灾难。梁漱溟说,“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二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认识经典戏剧的魅力

我并不反对娱乐的商品属性,甚至认为,合理运转的基于道德平台的商业娱乐,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京剧四大名旦时代的戏园子里,角儿们赚的是黄金,一点都不奇怪。娱乐消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消费,是有助于滋养心灵、提升境界的高尚行为。但,一味为了迎合某种趣味,盲目追求票房和收视率,而忽视了人们的基本道德伦理、变异了人们的基本价值诉求,这样的娱乐消费,无异于吸毒和自残。前一阵子流行的某电视相亲节目,标榜着“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论调,令人不得不生杞人之忧。偏偏这样的娱乐,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和至高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还左右着成长中的新生代人群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丝丝缕缕地腐蚀着青春。然后,娱乐至死。

童道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那么,在铺天盖地的新娱乐喧嚣中,戏曲该何去何从呢?

经典戏剧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戏剧的品格和美丽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大家认识清楚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契诃夫的《樱桃园》的演出史都能说明经典戏剧因为不断地被后人重新解读而焕发出新的时代精神。今年是纪念曹禺诞辰一百周年,而正是在这一年,我们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曹禺戏剧经典的人文主义精神,也让我们更加看清了向戏剧经典学习的方向。

4 当戏曲撞上新娱乐,那就来一回猛烈的碰撞吧,顺势撞出戏曲在当今时代发展的硬伤,找出病根,开出药方,去除顽疾,总有痊愈乃至枯木逢春的一天。

国家艺术院团要有自己的文化品位

言归戏曲之前,我还想提两位话剧导演,一位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导演博士王晓鹰,另一位是海峡对岸的戏剧票房王赖声川。

罗大军(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助理、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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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选什么样的戏,是由这个剧院的文化品位,由它的艺术追求、审美评判来决定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名剧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前院长赵有亮非常强调剧院的品格。他当时有一个口号,如果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人的影响上讲,我追求社会效益,对人心灵的影响。我认为他作为一个院长,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剧院剧目建设上,给“国话”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话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剧照

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直奉行一条原则来选戏,那就是要有品位,质量好的戏,用这样的戏剧来影响我们的戏剧人。“国话”在中国戏剧的变局中,扮演着一个常量,这个常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戏剧的未来维持了一段值得维持的传统,这个传统叫知识分子戏剧的传统。“国话”的剧目都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都跟日益庞大的消费主体,新市民阶层的钱包岔着道,谁跟钱也无怨无仇,国话自不例外,但它却以本分、实在的行动撑起了一片天地。有了这片天地,戏剧未来的舞台才不至于被钱堆得满满的,堵得实实的。

王晓鹰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戏剧理念,他说,戏剧带给我们深刻的快乐。我想,这种快乐的内涵是戏剧的崇高快感、悲悯情感和人性美感。王晓鹰的每一部戏都倾注着自己的独特思考,面对纷繁萎靡的全民娱乐时代,他从未迷失,也从不低头。“戏剧的第一属性是艺术,是文化,其商业属性是附加的,是一种传播手段,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为了传播和生存而淡忘乃至丢弃了自己原本的价值意义,戏剧艺术在商业喧嚣中的迷失和沉沦就将不可避免。”在王晓鹰看来,戏剧的优劣得失不能简单地与票房的好坏划等号,尤其在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年代,真正的戏剧更应该担负起灵魂和道德的启蒙者作用。话剧如此,具有悠久历史和普世审美价值的戏曲亦应如此,哪怕剧场暂时没能坐满观众,没有关系,慢慢来,当代中国社会脱节的道德重塑本就是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戏剧的守望与开拓

赖声川的戏剧,这些年风靡两岸三地,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叫好又叫座”,或者说是“雅俗共赏”。赖声川肯定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属于商业戏剧范畴,他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个纯粹的戏剧人。他说,我只把舞台上的事做好,其它的运作琐事自然有人操办。所以赖声川走到哪儿,从来都不去刻意迎合和取悦观众,他的作品串起了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神奇的剧场里,在看似轻松愉悦的戏剧体验中,自我提炼,自我超越。

杨绍林(上海剧协副主席、秘书长)

与王晓鹰、赖声川一样,还有好多话剧导演在坚守,在开拓,在创新,从新娱乐包夹中突围。这些年,话剧观众明显多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个好现象,毕竟先把观众引领进了剧场,观众是需要引导的,在习惯了轻松搞笑剧之后,再给观众以思考、以回味、以震撼。尽管有些话剧作品也在媚俗,也有描写艳遇、婚外情的甚至追求感官刺激的下三滥的戏充斥剧场,但这都不意外,这是新娱乐时代的阵痛。朱大可说,“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变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一小撮话剧在新娱乐时代的媚俗,只是小丑的游戏罢了,毕竟无法汇成大流。

我更多的想围绕这个话题谈谈对戏剧的守望和开拓的一些体会。做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应该追求极致,因为只有追求极致,你才有可能突破。做戏、做艺术必须有这样一种追求极致的精神。而搞管理的人,往往是抹煞个性的,是想追求各种元素的一种均衡。而恰恰戏剧,大家都很清楚,它有商品的属性,但它还是一个精神产品。在很多情况下,它的商品属性和精神属性是共生共存在一个主体里面的,无法用刀来切割,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尴尬。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当面对两种属性的抉择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对戏剧的品格和使命的坚守,并且在坚守中均衡地把握事业的发展。

而戏曲呢?似乎也在经历着新娱乐时代的阵痛。戏曲,俨然已成了弱势群体。当戏曲撞上新娱乐,那就来一回猛烈的碰撞吧,顺势撞出戏曲在当今时代发展的硬伤,找出病根,开出药方,去除顽疾,总有痊愈乃至枯木逢春的一天:

好戏是因为自身的杰出

其一,戏曲作为文学的缺失。

任 鸣(北京人艺副院长、导演)

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最大成就在于确立了戏曲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当前的戏曲现状是文学性削弱了,戏曲作品的思想性也随之削弱。很多戏曲作品只注重编织一个故事,语言单一,思想单薄,词不美,韵不谐,人性挖掘不深,人文意蕴不足,相对于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当下的戏曲文学水平实在是明显的褪色。

好戏是有它自身的品格和使命的。好戏不是靠宣传包装出来的,不是靠炒明星炒出来的,也不是靠评奖评出来的,好戏之所以是好戏,不是靠吹,靠捧,靠戏剧之外的东西称其为好戏,而是因为自身的杰出。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品格和使命是不能赋予的,只能自然产生,好戏是无法计划产生的,任何外在的,硬加在艺术作品身上的品格和使命只能使戏剧成为宣传品,而具有宣传色彩的戏,都有特定的时间性,时间一过就完了。实用主义的戏剧会使戏剧的品格和使命很短暂,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艺术作品的真正使命不能赋予,只能自然产生,是内发的,不是外加的,一切的品格和使命,应该让作品本身来决定,让作品来说话,来发光,因为金子是会永远发光的。

过分夸大戏曲演员的技艺、流派和表演功能,很大程度上阻滞了戏曲的发展。戏曲从本质上应该首先是一门文学,说白了就是通过歌舞的方式演绎文学作品。戏曲文学,其实包罗万象,是小说,是散文,是诗,是赋,文学的所有形态集聚一身。历来,戏曲的兴盛,通常是因了社会主流和高级文化人的参与。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戏剧的自我迷失

越剧,本来只是田间地头的劳作吟唱,因为田汉、洪深等一大批文化人的青睐,倡导越剧改良,才有了后来脍炙人口、历久弥新的《梁祝》、《红楼梦》、《祥林嫂》等剧目,也使越剧一跃而登大雅之堂;

孙 洁(《中国戏剧年鉴》社社长)

昆曲,前些年一直处于曲高和寡状态,由于著名小说家白先勇的策划,一出《牡丹亭》,蜚声海内外,使得高校学子和都市白领争相观赏,昆曲竟然在年轻人之中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设定这样一个命题,是一种类似于哈姆雷特的叩问“to be or not to be”,戏剧是生存还是毁灭?戏剧要往哪里去?我个人认为,中国戏剧当下的命运并不只是社会的原因,并不是社会把戏剧边缘化,而是戏剧自身的迷失。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下,亟需重新审视戏曲作为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文化意义,重新找回自信,才能在当前娱乐新时代中占领一席之地。

如果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提法来定位戏剧自身的发展,我想说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从戏剧的社会功能而论,无论是从中国的元杂剧开始,还是从西方的古希腊戏剧开始,戏剧始终有一种“高台教化”的功能,是知识阶层对于普通民众的一种启蒙方式,无论是人性启蒙、社会伦理启蒙,还是思想启蒙。当一个社会的知识阶层不再思考时,戏剧也就停止了思考。于是,在这场世俗的欢宴中,戏剧或者沦为席间卖笑的小丑,但它的取笑本事又不见得高过别人;或者为了引起注意,而通过拔高调门博得喝彩,但它难免因调门拔得太高而走调。

其二,戏曲文化个性的滞后。

那么什么是戏剧的出路呢?我认为是知识阶层。我们在这里重提“戏剧的品格和使命”这样一个老话题,就是为了呼唤“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的某种担当,当知识分子不再喧嚣,开始思考的时候,戏剧也就不再喧嚣,开始思考。只有知识分子担当起他应该担当的社会使命时,戏剧才能具备它应该有的品格。在现今这个泛娱乐化的社会背景下,呼唤“文人戏剧”,重提戏剧的启蒙意义,是极其必要的。

戏曲本质上应属于文化人的个体表达。历史上那些戏曲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汤显祖、洪昇、孔尚任,他们的作品能千秋相传,原因就在于作家强烈的个人表达,每一部作品个性迥异,独占高峰。

坚持“剧以载道”的真理

不知从何时起,大凡获奖的戏曲作品,一般都是经过群体讨论、七稿八稿之后才面世的。甚至有些地方,从选材就开始召集讨论会审。戏曲创作,变成了一种集体行为。“文革”中的京剧,大多署名集体创作,这本身就违反了创作规律,使得戏曲写作纳入机械化程序。现在依然延用集体讨论的方式推行戏曲,弊大于利。集体讨论,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出神入化的点子,但只有少数天赋极高的编剧吸纳这些点子后,写出了上乘之作。而大部分编剧,在专家们“轮番轰炸”之后往往不知所措,改出来的本子,反而削弱了原有个性,底色更加苍白,思想更加平庸。

郭 宇(上海京昆艺术中心副总裁)

现在的问题是,剧团急于上演和获奖,就要求编剧按照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修改,长此以往,戏曲作品的个性逐渐消殆。功利主义,是戏曲个性缺失的主要原因。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个性才是吸引受众眼球的重要法宝。

坚持戏剧品格的体现,在于坚持剧场的神圣性,包括浪漫性,戏剧的小众并不影响到它作为一种特别的艺术审美感受而存在,并为观众所消费,我还是坚持一种最为原始的观点,那就是剧场的神圣性和人与人共处空间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也就是戏剧的教堂概念,是应该值得发扬光大的。应坚持“剧以载道”的真理。从接受信息的角度和寓教于乐的功能来看,这样的方式是伴随着我们人类生活状态一直繁衍到今天,所以具有一种永恒性。

个性的沦丧,致使当今戏曲观念愈加滞后,继承传统则惶惶恐恐,探索创新则战战兢兢。戏曲,骨子里头的暮气,更加重了边缘化趋势。

就拿上海昆剧团来说,剧团从坚持在传统文库当中去挖掘,包括四本和精华本的《长生殿》,包括汤显祖原本的《临川四梦》,这次我们剧团很荣幸在第13届“文华奖”上获得榜首。我觉得不是剧团有多强大,而是真正要感谢老祖宗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丰厚、这么优秀的文本,让昆曲有了一个发展的空间。

其三,戏曲在政治依赖和市场归依之间的迷茫。

事实证明,只要有精心的准备,有高品质的演出,观众肯定会有的,我始终对戏曲有信心。我不是悲观论者,我觉得中国戏曲是有希望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

纵观近二十年的戏曲创作,有两条分水岭,一是政治需要你写什么,二是市场要你写什么。政治要你写什么,戏曲只能沦落为政治的附属品,真善美在高大全的华丽外衣裹挟下,逐渐显露出虚假、概念和势利,在各种政绩工程的利益驱使下,戏曲越来越脱离受众,一旦获奖,便沉入箱底,这是功利主义戏曲的恶性轮回;市场要你写什么,为了生存需要,便开始千方百计迎合世俗,浅薄、媚俗之作层出不穷。其实现在的戏曲,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在农村,大抵是祝寿、祭祀所需请城里的戏班来,菩萨埋单;在城市,通常以各种艺术赛事为前导,出人出戏,政府埋单;在国外,只赚吆喝不赚钱。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绝大部分戏曲院团改企后将推向市场,这对还没有真正的市场的戏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民营剧团需大力扶持

于是,戏曲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白永成(上海保奇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5 从戏曲本体和当代审美入手,进一步挖掘和张扬戏曲艺术的精致性和独特性。

这些年来,我觉得民营演出团体,真的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永远在自生自灭中挣扎,不管你做什么作品,都很难进入国家主流视线。几年前我就听到国家要扶持民营文化团体,但是实质性扶持行动,我们感觉到寥寥无几。说实话做文化项目的民营团体,生存状态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

迷茫,但不要迷失。“我并不担心西方文化和当代娱乐对戏曲的冲击,担心的是戏曲的自我迷失,这是一种戏曲的自我迷失,这更可怕。”

我始终认为,有质量、有追求的民营剧团其实是国家的宝贝,这些民营剧团,他们没有国家给的生存资金,他们没有国家给的一寸办公室,一寸剧场,一寸排练厅,他们没有占用国家财政补贴的一分钱,他们更没有国家给的一分钱的创作资金。他们一样在为国家解决就业问题,他们一样在为国家的文化夜以继日,甚至付出比国有团体更多的艰辛和劳动,国家职能部门应该扶持这些早就用自己的方式走在改革前沿的民营文化团体,让他们的步子走得再大一点,胆子更壮一点,让他们也能够在戏剧创作的领域里,努力做到戏剧应有的品格,承载戏剧人应该有的使命。

若想扭转戏曲的危机,戏曲人更应该反思自身创作理念,从戏曲本体和当代审美入手,进一步挖掘和张扬戏曲艺术的精致性和独特性,“舞容歌声,动人以情,意主形从,美形取胜。”“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我们应该摒弃盲目的大制作,尝试新型的小剧场,淡化评奖的功利心,探索市场的新模式。另一方面,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当代题材,作品要特别贴近现实,说出现代人的心里话,才能获得真切的共鸣。

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戏曲——这个中华民族最具生命力的“娱乐”,煌煌数百年薪火延绵至今,必定不会轻易地在新娱乐浪潮中淹没。毕竟,真正能够在全球视野中最具魅力又独领风骚的中华民族文化,仅戏曲而已。

编辑: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 本文来源:当戏曲撞上,第1届中夏族民共和国戏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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