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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谈论三思,巩固文化自觉和学识自信

时间:2019-11-14 18:57来源:戏曲栏目
仲呈祥:文艺批评三思 时间:2016年02月1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仲呈祥 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

仲呈祥:文艺批评三思

时间:2016年02月1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仲呈祥  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

  一、搞好文艺批评的关键,在坚持科学标准,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亦即习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

  按照唯物史观,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美学的也必然是艺术的,艺术是人类审美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之所以要强调历史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时下那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强调人民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时下那股偏离和背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之所以要强调艺术的标准,是针对时下那股非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题材决定论的创作遗风;之所以要强调美学的标准,是针对时下流行的那种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审美时尚。文艺批评标准的混乱,必然导致文艺批评实践的混乱,造成是非不明、褒贬不分。坚持科学的批评标准,理论指南就是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

  优秀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前者是历史品格,后者是美学品格,同属创作美学范畴;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因此,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上抽象出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并列在一起放到同一批评范畴里下判断,当成批评标准。那样会给人一种似乎符合逻辑的误解:好像有一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必须当成标准,这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恰恰就是凶杀、打斗、床上戏之类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这正是造成以营造视听奇观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创作倾向在批评标准上的理论根源。奇且正,是正道;奇而邪,非正途。

  而且,推而广之地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作为标准去衡量各种门类的文艺作品,是不科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是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神经的,并无具象,没有观赏性;音乐作品是听众用耳朵来听的,也无观赏性;至于“五个一工程”中的理论著作和文章,那就更不能用观赏性标准去衡量了。应当看到,电影界近30年来确有一种未能科学认识观赏性、清醒追求观赏性的盲目倾向。面对市场,提出观赏性需要重视是有依据的。但对于创作者说来,艺术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便是要靠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吸引感染受众。所以,历届党代会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和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以“增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为标准,这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把受众提升到作品的历史品位与美学品位上来。而观赏性却没有指向性,它是因人而异(不同人有不同的观赏情趣) 、因时而变(不同时代条件有不同的标准,“文革”中的毒草如今成了香花) 、因地而迁(不同鉴赏环境下会有不同的鉴赏需求) 。须知,要真正解决观赏性这个矛盾,必须按范畴学规定的,什么范畴的矛盾主要只能在什么范畴里面解决。那么要解决观赏性的问题,就只能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而不能把它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解决。在接受美学范畴里面,观赏性的主要因素第一个是观众,它是观赏的主体。

  马克思有句名言:再美的旋律,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我的导师钟惦棐先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再好的电影,对于不懂得欣赏电影基本法则的观众也是没有用的。他这个话讲得很深刻。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都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因此,我们首先要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才能解决好观赏性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努力净化鉴赏环境。氛围是养人的。现在的环境必须净化,电影市场院线主要的黄金时段全部给赚钱的片子,优秀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好的电影片根本排不上。我们在评金鸡奖的时候,十几个放映厅除拿一个给我们看外,其他放的全是《小时代》 《港囧》之类。怎么办?环境不净化,相反却把观赏性的问题推给创作者解决。那么,我们创作者,面对着素养有待提高的受众和不干净的环境,你让他占领市场,就是刺激那些文化上不自觉、没有时代担当意识的创作者,那些一心赚钱的创作者,放弃引领,一味迎合。结果,愈如此观众素养愈败坏,鉴赏环境愈糟糕,于是,他就去生产格调更低下的作品,创作与鉴赏之间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便产生了。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二、要执行好标准,批评家就要从根本上在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上努力实现科学化。

  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四处碰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特别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更吃了苦头。应当说,在战争时期,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有其合理性。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就发现这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文艺是人类审美把握的独立方式,它与以政治的、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与以历史的、宗教的方式把握世界,既有内在联系又相互独立,彼此间并无从属关系。但前几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纠正了“左”的错误,有人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把过去的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变成了用利润方式即经济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作为一个批评工作者,我深深体会到,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学习辩证法,站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把长期以来影响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自觉转化为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文艺批评就可以走向持续繁荣。

  我举一个例子, 《光明日报》不久前为《芈月传》开会,郑晓龙这位电视剧艺术家,曾执导《渴望》《北京人在纽约》 《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应该说,这是位有思想艺术追求的有才华的导演,他塑造的每一个艺术形象出来之后,都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争议。刘慧芳形象出来了,誉之者众,说代表了人民对善的深情呼唤,但是也有批评的,批评者就说这个形象把妇联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工作、自强自立教育都冲淡了。这就有了争鸣,真理就愈辩愈明。当时《求是》让我写了一篇文章: 《 “渴望热”后思录》 ,一万多字,就分析了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芈月传》出来,争议也很大,上海有文章批评它一味讲宫斗,缺失了现代性的反思。这似乎就有点极端了,因全剧并未止于写宫斗。该剧顾问、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该剧阐述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电视剧艺术家徘徊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进行审美创造,造成了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现象,不仅是观众在议论,史学家在议论,大家都在议论。这种电视文化现象,诱发了中华民族群体性的史学热。文艺批评在其间是大有用武之地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的。比如,好多人过去不认识“芈”字,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43个太后执过政,第一个是秦宣太后,最后一个是慈禧太后。大家因为电视剧研究这段历史,这个氛围很好,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历史修养和历史意识。这就是大家发表意见,百家争鸣。回头来看,战国、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民族思维和民族灵性活跃。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宝贵的争鸣局面。

  所以,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百岁老人马识途曾作隶书郑板桥名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勉励文艺批评要旗帜鲜明、褒优贬劣。这种旗帜鲜明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决不是好走极端的捧杀或骂杀。

  三、要善于和谐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要营造一种和谐的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和氛围环境。

  艺术养心,氛围养人。我上世纪80年代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作家与批评家》 。我的导师钟惦棐和上海的谢晋堪称至交,两个人情深谊厚,谢晋每有新作,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 ,都到京请教钟老。在振兴巷6号钟老家,他们两个老头于葡萄架下对酒当歌,他们都是酒仙,推心置腹,无话不言。但是他们到了研讨会上,却是不留情面,刺刀见红。比如,钟老在《谢晋电影十思》中就入木三分地做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评价,既肯定了谢晋紧跟时代执导《女篮五号》 《舞台姐妹》 《红色娘子军》 《天云山传奇》 《牧马人》 《芙蓉镇》等优秀作品,也批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他也执导过“打走资派”的阴谋电影《春苗》 。此谓“时代有谢晋” 。而钟老故去后的历史更证明了他判断的预见性,因为谢晋晚年执导的《清凉寺钟声》 《老人与狗》 《女儿谷》等多少旨在赶时髦、受西方深挖“人性深度”影响的作品,确实缺少了对中国现实独到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此谓“谢晋无时代” 。谢晋读后,深受启迪,思之良久,夜不能寐,他深夜打电话告诉我:你导师一句话够我想一辈子,受用终生呀!

  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是根据鲁彦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反右斗争中一位叫吴遥的地委副书记,为了把手下的漂亮女干部宋薇抢到手,居然把她的丈夫罗刚打成右派,然后借“划清界限”逼宋离婚改嫁给自己。影片上映,影评界反映强烈。赞之者称“深刻得很” ,揭示了“左”的历史渊源;但批之者说“反动得很” ,是诬蔑共产党的。钟老连夜给《人民日报》赶写了一篇影评《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 ,指出: 《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但人们不能因此否认生活中吴遥们的存在。历史是不能道德化的,即便不出吴遥,也会出张遥、王遥的,历史是由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因素的合力铸成。而艺术反映历史,往往要经过道德评判这一中介,艺术甚至离不开道德评判。他主张要辩证地把历史分析与道德分析综合起来。此文既出,两种极端之论都平息了。钟老与谢晋,堪称是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楷模,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

  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

文化的兴衰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坚持文化自觉,才能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健康、可持续地通向文化自强。这需要日积月累,水到渠成。当前,文艺批评理应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从哲学高度着眼,加以充分的重视。文艺理论家仲呈祥长期坚守在文艺批评的前沿,浸润其中越久,思索也越深。

  一、搞好文艺批评的关键,在坚持科学标准,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亦即习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

文艺批评要“为人民立言”

  按照唯物史观,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美学的也必然是艺术的,艺术是人类审美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之所以要强调历史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时下那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强调人民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时下那股偏离和背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之所以要强调艺术的标准,是针对时下那股非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题材决定论的创作遗风;之所以要强调美学的标准,是针对时下流行的那种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审美时尚。文艺批评标准的混乱,必然导致文艺批评实践的混乱,造成是非不明、褒贬不分。坚持科学的批评标准,理论指南就是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

冯巍:当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时代要求,都在呼唤着“为人民”的文艺批评。这是批评家无法拒绝、也不应该拒绝的选择。您潜心文艺批评领域30余年,善于将社会热点与文艺理论共冶一炉,将历史经验与文艺现状融会贯通,对这个问题一定有着更为全局性的理解和把握。

  优秀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前者是历史品格,后者是美学品格,同属创作美学范畴;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因此,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上抽象出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并列在一起放到同一批评范畴里下判断,当成批评标准。那样会给人一种似乎符合逻辑的误解:好像有一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必须当成标准,这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恰恰就是凶杀、打斗、床上戏之类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这正是造成以营造视听奇观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创作倾向在批评标准上的理论根源。奇且正,是正道;奇而邪,非正途。

仲呈祥:为生活写真,为人民立言,是文艺批评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从事文艺批评30多年领悟出的一个道理。懂得了这个道理,我就有了坚守文艺批评领域的信心和动力。文艺是满足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品质的一门“学问”。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服务人、提升人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对世界的把握就理应愈全面、愈完整、愈和谐、愈科学。其间,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种方式的把握,也必不可少地需要有艺术的即审美方式的把握。文艺创作与鉴赏就是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反映世界,去作用于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新葡萄京官网,  而且,推而广之地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作为标准去衡量各种门类的文艺作品,是不科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是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神经的,并无具象,没有观赏性;音乐作品是听众用耳朵来听的,也无观赏性;至于“五个一工程”中的理论著作和文章,那就更不能用观赏性标准去衡量了。应当看到,电影界近30年来确有一种未能科学认识观赏性、清醒追求观赏性的盲目倾向。面对市场,提出观赏性需要重视是有依据的。但对于创作者说来,艺术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便是要靠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吸引感染受众。所以,历届党代会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和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以“增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为标准,这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把受众提升到作品的历史品位与美学品位上来。而观赏性却没有指向性,它是因人而异(不同人有不同的观赏情趣) 、因时而变(不同时代条件有不同的标准,“文革”中的毒草如今成了香花) 、因地而迁(不同鉴赏环境下会有不同的鉴赏需求) 。须知,要真正解决观赏性这个矛盾,必须按范畴学规定的,什么范畴的矛盾主要只能在什么范畴里面解决。那么要解决观赏性的问题,就只能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而不能把它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解决。在接受美学范畴里面,观赏性的主要因素第一个是观众,它是观赏的主体。

与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一样,文艺批评也要为人民服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历史观所决定的。70年前《讲话》对于文艺批评也要“为人民”的回答,至今掷地有声。“为人民”的文艺批评,要求批评家在行动上成为对人民负责任的批评家,要求批评家自觉地深入生活以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从而做到以科学的文艺批评,去培养高雅、文明、幽默、机智的审美创作与鉴赏群体,同时抵制以庸俗的市侩的文艺批评,去造就浮躁、平庸、浅薄、低俗的社会文化氛围。

  马克思有句名言:再美的旋律,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我的导师钟惦棐先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再好的电影,对于不懂得欣赏电影基本法则的观众也是没有用的。他这个话讲得很深刻。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都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因此,我们首先要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才能解决好观赏性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努力净化鉴赏环境。氛围是养人的。现在的环境必须净化,电影市场院线主要的黄金时段全部给赚钱的片子,优秀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好的电影片根本排不上。我们在评金鸡奖的时候,十几个放映厅除拿一个给我们看外,其他放的全是《小时代》 《港囧》之类。怎么办?环境不净化,相反却把观赏性的问题推给创作者解决。那么,我们创作者,面对着素养有待提高的受众和不干净的环境,你让他占领市场,就是刺激那些文化上不自觉、没有时代担当意识的创作者,那些一心赚钱的创作者,放弃引领,一味迎合。结果,愈如此观众素养愈败坏,鉴赏环境愈糟糕,于是,他就去生产格调更低下的作品,创作与鉴赏之间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便产生了。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时至今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人类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和平时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现阶段,强调要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是因为某些地方、某些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不那么自觉,比较盲目;强调要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是因为有的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那么自信,甚至于自卑;强调着眼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文化自强,就是因为有的地方与部门工作的着眼点只在GDP上。

  二、要执行好标准,批评家就要从根本上在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上努力实现科学化。

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完整意义上的人,一方面是为一定的文化所塑造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创造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的人。在宇宙间地球上,惟有人,才能创造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者,乃人之天下。所以,文化也是用来化人的。文化的第一要义,就是要营造氛围,一种启迪智慧、熏陶灵魂、提升素质的氛围。毋庸置疑,这些年的文化氛围被功利浸染得很厉害。人的道德滑坡、精神恍惚,都是文化氛围出了问题。

  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四处碰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特别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更吃了苦头。应当说,在战争时期,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有其合理性。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就发现这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文艺是人类审美把握的独立方式,它与以政治的、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与以历史的、宗教的方式把握世界,既有内在联系又相互独立,彼此间并无从属关系。但前几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纠正了“左”的错误,有人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把过去的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变成了用利润方式即经济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作为一个批评工作者,我深深体会到,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学习辩证法,站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把长期以来影响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自觉转化为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文艺批评就可以走向持续繁荣。

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文艺批评与文艺作品应该携手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深入其间,感受到心灵的洗涤、灵魂的升华。这种氛围体现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水准,这种氛围涵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能够将精神藏富于民,成为抵御各种风险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文艺作品不仅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而且可以培养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在文艺创作和鉴赏上,不能从过去一度把艺术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上学猖獗”的极端,走向把艺术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下学泛滥”的另一极端。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领域吃了不少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的亏。比如,在电影界就有一种倾向,一说主旋律就是拿政府奖的,不计成本,不考虑有没有艺术感染力;一说商业片就是赚钱的,想着如何去打“擦边球”,不考虑提升民族精神素质。这类现象深刻地启示我们,自觉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思维,坚持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才能创造出具有较高思想品位、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的文艺作品,才能有力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局面的出现。我们必须谨记,一切文艺作品的灵魂,最后都是通过视听感官和阅读神经的快感进而达于心灵、思想深处,并化为受众的精神美感。

  我举一个例子, 《光明日报》不久前为《芈月传》开会,郑晓龙这位电视剧艺术家,曾执导《渴望》《北京人在纽约》 《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应该说,这是位有思想艺术追求的有才华的导演,他塑造的每一个艺术形象出来之后,都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争议。刘慧芳形象出来了,誉之者众,说代表了人民对善的深情呼唤,但是也有批评的,批评者就说这个形象把妇联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工作、自强自立教育都冲淡了。这就有了争鸣,真理就愈辩愈明。当时《求是》让我写了一篇文章: 《 “渴望热”后思录》 ,一万多字,就分析了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芈月传》出来,争议也很大,上海有文章批评它一味讲宫斗,缺失了现代性的反思。这似乎就有点极端了,因全剧并未止于写宫斗。该剧顾问、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该剧阐述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电视剧艺术家徘徊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进行审美创造,造成了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现象,不仅是观众在议论,史学家在议论,大家都在议论。这种电视文化现象,诱发了中华民族群体性的史学热。文艺批评在其间是大有用武之地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的。比如,好多人过去不认识“芈”字,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43个太后执过政,第一个是秦宣太后,最后一个是慈禧太后。大家因为电视剧研究这段历史,这个氛围很好,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历史修养和历史意识。这就是大家发表意见,百家争鸣。回头来看,战国、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民族思维和民族灵性活跃。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宝贵的争鸣局面。

冯巍: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必然折射着社会的心理和意识,渗透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并且持续地以弥散的方式对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产生影响。今天的文艺批评,成就很大,问题也不少。大家现在谈“问题”谈的比较多,其实是体现了批评界的一种集体焦虑,希望为文艺批评的复兴找到一条出路。但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根源于批评家采取什么样的批评姿态面对作品与受众。

  所以,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百岁老人马识途曾作隶书郑板桥名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勉励文艺批评要旗帜鲜明、褒优贬劣。这种旗帜鲜明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决不是好走极端的捧杀或骂杀。

仲呈祥:国家在新形势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倡导文化大发展、艺术大繁荣,落实在文艺批评战线的具体表现,就应该是高度重视“为人民立言”的批评宗旨,凝聚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走向文化自强。对于今天的文艺界而言,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文艺化人养心的独特功能,自觉把握文艺创作与批评不从属于经济思维和工具理性思维的独特规律,自觉践行文艺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文化自信就是自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存的魅力,自信世界先进文明中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东西能够为我所用,自信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与鉴赏的一元化主导作用。我们也拥护创新,也主张创新,但要在捍卫这些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大厦的根根支柱的同时,顺势方向去丰富深化发展,而反对逆势方向去颠覆拆卸解构。

  三、要善于和谐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要营造一种和谐的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和氛围环境。

文化氛围出了问题,文艺批评界是有责任的。检视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文艺批评,其滞后于创作、不很健康的现状,不仅是人民群众,就连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内,都颇有微词——有的批评趋时媚俗,将科学地评判作品优劣得失的神圣职能,跌落为评功摆好、庸俗吹捧;有的批评浮躁起哄,人为地制造热点,将引导创作健康发展、升华大众审美情操的社会责任,蜕变为随波逐流、浅尝辄止;有的批评东施效颦,或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将东西方八面来风、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损毁为不分良莠、削足适履;还有的批评也许是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潮影响下,那种动辄把文艺批评搞成大批判或无谓论争的厌倦,将健康的文艺批评也斥为棍子而加以排斥。于是,文艺批评的舞台看似热闹,常常是你未唱罢我就登场,但实则生命力不足,甚至丧失了鲜活灵动的生命之魂。

  艺术养心,氛围养人。我上世纪80年代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作家与批评家》 。我的导师钟惦棐和上海的谢晋堪称至交,两个人情深谊厚,谢晋每有新作,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 ,都到京请教钟老。在振兴巷6号钟老家,他们两个老头于葡萄架下对酒当歌,他们都是酒仙,推心置腹,无话不言。但是他们到了研讨会上,却是不留情面,刺刀见红。比如,钟老在《谢晋电影十思》中就入木三分地做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评价,既肯定了谢晋紧跟时代执导《女篮五号》 《舞台姐妹》 《红色娘子军》 《天云山传奇》 《牧马人》 《芙蓉镇》等优秀作品,也批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他也执导过“打走资派”的阴谋电影《春苗》 。此谓“时代有谢晋” 。而钟老故去后的历史更证明了他判断的预见性,因为谢晋晚年执导的《清凉寺钟声》 《老人与狗》 《女儿谷》等多少旨在赶时髦、受西方深挖“人性深度”影响的作品,确实缺少了对中国现实独到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此谓“谢晋无时代” 。谢晋读后,深受启迪,思之良久,夜不能寐,他深夜打电话告诉我:你导师一句话够我想一辈子,受用终生呀!

另外,“文艺不迎合观众迎合谁啊?”这种流行论调,未免失之轻率。乍一听,如果从“二为”方向之“为人民服务”的维度来理解,似乎说得过去,但实质上却是以“为人民”之名,行“伪人民”之实。这种迎合论,容易导致一些作品消极地适应当代观众中尚存的那种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趣。而这种消极地适应,无疑强化了有悖于现代化进程的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绪。于是,被强化了的这种审美心理和情绪,又进而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和审美情绪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文艺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部分地形成了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恶性循环。

  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是根据鲁彦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反右斗争中一位叫吴遥的地委副书记,为了把手下的漂亮女干部宋薇抢到手,居然把她的丈夫罗刚打成右派,然后借“划清界限”逼宋离婚改嫁给自己。影片上映,影评界反映强烈。赞之者称“深刻得很” ,揭示了“左”的历史渊源;但批之者说“反动得很” ,是诬蔑共产党的。钟老连夜给《人民日报》赶写了一篇影评《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 ,指出: 《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但人们不能因此否认生活中吴遥们的存在。历史是不能道德化的,即便不出吴遥,也会出张遥、王遥的,历史是由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因素的合力铸成。而艺术反映历史,往往要经过道德评判这一中介,艺术甚至离不开道德评判。他主张要辩证地把历史分析与道德分析综合起来。此文既出,两种极端之论都平息了。钟老与谢晋,堪称是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楷模,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

纵观历史,“花雅之争”古已有之,“普及与提高”更是时代命题。是让欣赏者“高攀”,还是让文艺创作与批评“低就”而丧失引领?这是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无法绕过的、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客观地说,欣赏者的审美品位并非整齐划一,但文艺创作应当防止“尾巴主义”,那种“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以“迎合”的形式来“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文艺批评无视创作中对于一部分人的艳情化、娱乐化需求的一味迁就,那么,就是在纵容那些肤浅的作品让欣赏者止于养眼而无益于养心、止于视听快感而错失诗意美感,甚至是花眼乱心、败坏性情。批评家应该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双慧眼,辨析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才是文艺批评“为人民立言”的正确选择。古今中外的经验反复证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精神生活、又引领人民精神世界的。

文艺批评要有宏阔的哲学视野

冯巍:文艺批评的失语现象,确实是中国当下文艺生态环境中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失语”这种说法,既是文艺批评对于自身失去了引领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现实效力的慨叹,也是文艺批评对于自身道路一度跑偏、跑窄的历史教训的反思。

仲呈祥:失语,就是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存在价值,失去了合法性。当然,批评家没有权力对文艺创作随便指手画脚,更没有权力强迫欣赏者选择“法定”的文艺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即引领文艺创作与鉴赏求真、求善、求美。文艺批评放弃了追求真善美的“失节”,就是“失语”的真正根源所在。

历史证明,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产生,即其价值的最终理想实现,不仅凭借作品自身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而且有赖于作品面世后批评家们辩证的哲理思辨及其指导下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对作品做出实事求是、入木三分的科学评价,才能超越作品实现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升华,也才能帮助欣赏者提高审美修养。读点哲学,悟点历史,懂点辩证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哲学管总,氛围养人。文艺批评要加强哲学关注,要提倡批评家从哲学思维层面考虑问题。文艺批评有了宏阔的哲学视野,就能够敬畏历史、珍惜今天、放眼未来,也才有可能重新赢得鲜活的批评生命力。

近年来,文艺创作上出现了“过度娱乐化”倾向,还被美其名曰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这种现象看似有理有据、缘由复杂,但从哲学思维层面深究,根子就是哲学思维的钝化甚至缺失,导致文艺创作在指导思想上出了毛病。具体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就是从过去一度忽视作品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忽视观众娱乐快感的说教化教条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甚至取代精神美感、以大制作大投入“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极端;从过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非英雄化”的极端;从过去一度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跑到违背唯物史观、失度讴歌帝王将相历史作用和把才子佳人当成审美表现的主要对象的极端;从过去一度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审丑”之能事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混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的极端,跑到随意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另一极端。凡此种种都导向了“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文艺批评对此既不能居高临下、大话套话式的指责满天飞,也不应该取悦低俗、津津乐道于某些局部或细节的引人入胜,而是必须入情入理地进行总体分析。不仅要在捡起芝麻的同时不要丢了西瓜,而且要在珍惜美玉的同时不忘点明瑕疵。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思维失之毫厘,必然导致创作实践谬以千里。马克思说:“人类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文艺批评只有立足于哲学思维,才能够在“治本”的层面上根除“过度娱乐化”。

我不反对娱乐,健康适度的娱乐有益身心,但我反对恶俗过度的娱乐。像现在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就是失衡的,十多家电视台在炒作相亲,几十家电视台在搞才艺比拼;电视剧产量过大、题材重复,一窝蜂地都是婆媳争斗、小两口吵架。如果承认电视节目承载着当代中华民族的大众审美趋向,那就要重视它的内容调控和方向指引。文艺创作应当充分尊重并服务于人民群众,但是,这种尊重并非不加分析一味迁就、一味消极适应,这种服务并非顺从不健康、不文明的审美情趣。我们不能淡化甚至消解文艺工作者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能须臾忘却“重在引领”。

冯巍:文艺批评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是批评界至今还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批评是难的。既有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和接受者视其为“无价值的”,也有批评者对确认自身价值模糊了立场、失去了勇气的。如何造就成熟而深邃的文艺作品,既保留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又具有艺术变革的清新气息,以及如何拓展广泛而诚挚的受众群体,既保留审美品味的差异性,又具有人类共通的崇高追求——文艺批评要回答这些跨世纪的问题,就不能忘记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其自身也要追求真善美。

仲呈祥: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十几年。文艺批评是激发文艺作品的引领作用、深化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最适宜的媒介。上升到哲学思维高度的文艺批评,不是跟在社会时尚潮流的后面做诠释性的工作,而是自觉站在社会思潮的前端,引领思想、艺术与技术有机结缘,攀登更高的艺术、思想高峰——揭示文艺作品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美学个性,探寻文艺创作和鉴赏思潮的历史走向;揭露精神形态的“瘦肉精”、“毒奶粉”,敬畏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承,在历史观上寻求思想的甲胄。文化化人,教育育人,艺术养心,国泰民安。文不化人,教不育人,艺不养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文化、艺术的主体都是人,关键也都在人,其积极价值都在于提高人的素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有人说,上帝丢下了三个苹果,第一个被夏娃摘走了,于是造就了人类;第二个苹果落在牛顿头上,人类进入了机械时代;第三个苹果被乔布斯接到了,手机新媒体的时尚文化打开了新的时代大门。这样的联想与联系不无道理,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在如何理解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怎样推动文化建设的认识层面,哲学意识的树立与灌注非常关键。乔布斯自己就说,他愿意用一生靠科学技术创造的财富,去交换与苏格拉底聊上半天。这足见其对哲学营养的珍视。哲学管总,是人类的智慧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科学的智慧学,也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立言”的文艺批评的灵魂。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碰撞、激荡,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范式正在重构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文艺界要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营造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就必须下功夫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充分吸取和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执其两端取法乎中”等兼容并包、辩证和谐的思维营养,追求健康的美感与卓越的思想启迪的和谐统一,尤其要从哲学层面上彻底摒弃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方式,代之以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全面、辩证、发展的思维方式,从而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按美的规律和方式”进行文艺创作、鉴赏和批评。

文艺批评要坚持科学标准

冯巍:当今天的一些批评热衷于提醒人们电影年票房过百亿、电视剧年产过万集之类的战绩,或者如同一些文艺作品一样沉醉于“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以这小悲欢为“大世界”时,我们不禁想问,批评的未来要走向哪里?创作能产生意义、批评却不能产生异议,以及“批评无标准”的思想倾向,很是让人忧虑。

仲呈祥: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需要与创作保持一定距离的,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只有冷静观照,才能客观求实。如果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谁的收视率高,谁的票房高,谁的发行量大,谁就是批评家的上帝,那么,电视节目锁定收视率,电影争夺票房,出版物吹捧码洋,以及现今网络时代对于点击率的推崇,惟物质指标至上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了,这个样子继续下去,精神指标怎么办呢?这种数字崇拜的批评,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文化问题。科学的文艺批评的体系建设,首先要有科学的批评标准。我一向坚信,“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辩证统一是评判文艺作品价值的最高准绳。

恩格斯当年在《致斐·拉萨尔》中把“美学观点”置于“历史观点”之前,在他看来,考察一部文艺作品在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即审美化、艺术化的程度,应当是第一步的工作。如果一部文艺作品经不住美学标准的检验,即它不是靠审美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是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式地把握世界时,就不值得再对它进行历史评析。题材再重要、主题再深刻的文艺作品,倘若审美化、艺术化程度太低,其“吸引力和感染力”就低,其征服受众和占领市场的能力也会很低。文艺创作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人、满足人、提升人的目的就很难实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历史标准也是不可缺少的。文艺创作始自人类的审美活动,但终究贯穿着人类对世界的历史评价。别林斯基就强调过:“历史的批评是必要的。特别在今天,当我们的世纪有了肯定的历史倾向的时候,忽略这种批评就意味着扼杀了艺术。”当新世纪已经奏响了时代主旋律的时候,忽略文艺创作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意味着扼杀了文艺。

我认为,所谓美学观点的评析,是指科学揭示作家、艺术家在作品里表现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所采用的审美形式所达到的美学高度,这就需要批评家自身“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所谓历史观点的评析,是指深刻揭示作家、艺术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即作品反映的生活的深度、广度,这就需要评论家“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前者即艺术性,后者即思想性。两者相辅相成,交融统一,才能既防止在历史层面失去宏观价值判断的大智慧而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的细枝末节的小聪明,又防止离开对艺术本体真切的美感体验,去空洞地做出大而无当的价值判断。

冯巍:您所强调的科学的文艺批评,不仅是对已有的文艺现象的言说,还承载了相关的文艺理论、政治诉求、道德规范和宗教哲学等思想,尤其是承载了重大的文化使命。也就是说,批评应该致力于凝聚文艺作品的精气神,提升文艺创作的文化气质,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为人们的精神、心灵、灵魂找寻栖息之地,唤起人们内心理智和情感对作品的回应,实现文艺创作本身所内化的民族文化的价值传递,促进多元共生的文化繁荣,以及健康而富于活力的国民人格养成。

仲呈祥:各种门类的文艺作品,都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要通过科学的文艺批评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这需要从构建民族文化宝塔做起。宝塔里面有一个底线。你不要解构、消解、反对我们的价值取向。你只要符合我们的伦理道德底线,都有一席位置,我们都不反对。但是,塔尖只能是那些艺术上品。“先进文化引领民族文化”不能成为一句空话。现在与此相反的倾向却很明显,一些所谓的“文化偶像”就引领青少年天天都来做“一日成星”、“一夜致富”的美梦,而不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做就是等于放弃了引领,放弃了一个民族的未来。

我之所以用“民族文化宝塔”做比喻,是想说明当前文化建设的紧迫性。文化建设的自觉和自信是有时代内涵的,坚持引领还是放弃引领则是评价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内无处不在的软实力,需要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不能急功近利地违背规律让文化直接去化钱。文化化钱,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将来低素质、低境界的人不仅会把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吃光、花光、消费光,还会从根本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败家子”。这是完全背离科学发展观的。

科学的文艺批评的任务,就是要以长远的眼光引导文艺界和社会各界携手构建一座民族文化的宝塔。科学的文艺批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历史观为指导的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文艺批评。它与健康的文艺创作相辅相成,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可缺少的两翼。文艺批评薄弱,宝塔的设计与构建就会出现位置错乱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作用下,“泛娱乐化”、“观赏性第一”和“唯收视率”等倾向把一些理应位居塔尖的文艺经典和精品,强行拽到了塔座,甚至挤出了塔身;把本来仅有资格停留在塔座、尚需提升品位和格调的作品,炒作上了塔尖,误导了大众的文艺鉴赏。快感只是审美的途径,美感才是审美的宗旨。快感过度之时,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减。鲁迅先生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俗,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冯巍:我们应该用人民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积极开展科学的文艺批评,引导文艺成为社会生活的有益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够由此实现文艺创作对感性与理性的超越,实现文艺鉴赏从实际兴趣到审美情趣的升华,文艺批评才无愧于历史的检验和文艺界的期待。

仲呈祥:应当看到,在文艺创作中,只强调美学观点即艺术性而忽视历史观点即思想性,或反过来只强调历史观点即思想性而忽视美学观点即艺术性的倾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前者如一批以“玩艺术”自诩,声称“回到艺术本体自身”,实质淡化时代、远离群众、远离生活的技巧至上的作品;后者如一批仅凭题材重大而缺乏艺术魅力的应景趋时之作。这种创作思维方式上的片面性,是文艺创新的大敌。

富有生命力的文艺批评,应该能够与文艺创作携起手来,传精神、铸灵魂、出思想。文艺能不能化人,能不能养心,坚不坚持引领,关键还在于文化自觉。只有不断反思自己的历史并获得生存智慧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只有对历史进行扎实研究与严肃思考并赋予它隽永的美学品位的文艺作品,才能给受众以理性思考的快感和诗意的美感,才能赋予此类作品以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在文艺批评中,我们要坚守中华民族审美创造力表现上的特点不能变,坚守中华民族心理素质上的特征不能变,坚守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不能变, 坚守中华民族价值系统中的核心概念不能变。倘若变了,中华民族就失去了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

文艺批评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准确地给予不同思想品位、不同美学格调的文艺作品,在宝塔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令民族文化宝塔既坚实又美观。塔座,盛世包容,只要不逾越中华民族倡导的价值和伦理道德底线,只要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那么愈丰富则愈繁荣,都有一席之地;塔尖,则应顺着塔身拾级而上,由科学的文艺批评把经受住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选出的“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完美和谐统一的优秀文艺作品推上去,以引领整个民族的精神航程。

要充分重视文艺批评家的作用,应该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文艺批评家协会,因为现在缺乏一个贯通艺术各个门类、把握民族文艺思潮和鉴赏普遍规律的文艺批评家学术团体。这样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统一性的文艺批评组织,非常有利于各省市、各条战线的文艺批评家广泛开展交流,尤其是有利于改变各个门类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分头研究的状态,让文艺批评家能够站在各个艺术门类交汇的顶峰对当下民族的创作思潮、批评思潮、鉴赏思潮做出宏观的评价,让科学的文艺批评发出声音。

编辑:戏曲栏目 本文来源:法学谈论三思,巩固文化自觉和学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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